素质比一比
国外职业农民培育对我国的启迪

     发达国家通过推行“剥夺”农民或“福利”农民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化,通过教育立法,明晰投入主体,完善职业农民教育管理体系,建立科学的职业农民教学模式,大力培育职业农民。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农民培育的专项投入,还农民合法的市场地位,合理转移富余劳动力,构建职业农民创业的各类平台,端正高等农林院校的办学方向,对农业职业教育的内容进行拓展,是我国加快职业农民培育的有效途径。
    一、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的路径
    发达国家从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剥夺”农民的道路,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农民的发展道路。
    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剥夺”农民的道路,即农民被视为现代化的阻力,被圈地运动、“羊吃人”所消灭。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必然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必然表现为工业生产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冲击,初步推动了身份农民的转化。一方面农民大批破产,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民数量减少,城市无产者工人激增,城市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如果农业始终占国民经济的主体,现代化肯定也就没有实现。所以,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通过工业化热潮,形成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加快了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民职业化的完成。这种转化标志着某种政治和社会身份的农民被消灭了,生成了标志某种职业类别的农民。
    在20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福利”农民的发展道路,即通过早期的殖民地剥削和不平等世界贸易体系积累的财富,加上本国的国力,以福利农业的形式保护农民和增加教育培训投资促进转化农民。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保证价格制度,同时在资金信贷、保险等方面对农业进行扶持,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财力大力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农民教育培训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培训模式。这些农民培训模式的建立与实施,不但满足了农民对培训的需求,也提高了其科技素质。
    二、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的构建
    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共同办职业农民教育。国外农民教育,一般情况下,政府都会从经费投入和政策方面倾斜,确保职业农民教育的优先发展。同时,也会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扶持职业农民教育,不仅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还有政府对职业农民教育的“买单机制”。
    教育立法保证职业农民教育的顺利开展。国外为了保证职业农民教育的健康发展,在教育立法方面都有一系列的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国家职业农民教育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在欧洲各国普遍实行职业农民资格考试,政府规定必须完成一定的农业职业教育,一般两年以上,考试合格发给“绿色证书”,才有资格当职业农民。在亚洲国家,对于职业农民教育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国家法律制度方面。
    完善的职业农民教育管理体系。一是形式多样的职业农民教育管理机构和培训组织。在国外,职业农民教育一般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管理和领导负责。也有诸如农民培训中心、农民培训学校、培训农场、众民培训队、农业函授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农村青年俱乐部、农村教育网、农业刊物等的职业农民教育培训组织和机构,从而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机构网络,在提高职业农民素质和知识技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二是可操作性的教育质量监督机制。为了保证教育培训的质量,国外农民教育都进行严格的考试和认证制度,一般淘汰率占1%一2%,为农民教育培训提供了统一的可操作的目标,也为监督评估国外农民教育提供了统一的标准。
    三、培训职业农民的教学模式
    教育内容注重实效。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农民培训的实效,培训内容一直围绕着农业生产如何适应市场需要、如何适应农民的需要来安排。重视培养农民的综合能力,注重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的有机结合。而且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对象范围广,从农民、农村干部、农业部门领导、农业专业科技人员到农村的加工、流通、生产经营者,尤其是企业和乡镇企业的领导、技术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延伸。教育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比较强,涉及农村生产及生活实用科技和社会政策教育,实用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
教育程序强调实践。国外职业农民教育重视实践,有严格的操作程序。职业农民教育的目的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需要,然后再通过教育推广到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若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则再开展新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从而形成职业农民教育的良性循环。
    教育方法符合实际。国外的职业农民教育,各国都采取灵活的培训方式,更注重实际的教育方法。多种培训机构的相互结合,形成了符合国家农村实际情况的培训教育体系。同时,职业农民和农场主参与学校教育计划的制订和学生考试成绩的评定,这也是国外职业农民教育的特点。为提高教学质量,各国均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许多发达国家要求,从事农业职业教育或培训活动的教师,要有较强的经营农场经验和实际动手能力。不仅要懂得教育理论和方法,还要有相应的教学能力。德国甚至规定,只有取得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的农业工程师资格,才能从事农业培训。
    四、发达国家培育职业农民对我国的启迪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及我国60多年实践证明,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仅仅立足于农业、农村和传统农民的培训和提升,是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因此以工业化手段推进农业发展,大力培育职业农民是必然趋势。
     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农民培育的专项投入。加大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苦于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贫乏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是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薄弱。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是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广大农村地区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今后可考虑把农村义务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使农村孩子从小能受到良好教育,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催生职业农民形成的根本之策;二是对已经走向社会的农民,由各级教育部门、劳动部门组织农林科研院校、中介机构成立各种形式的职业农业培训学校,加强农民就业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的培训;三是优化农林职业院校的师资结构,调整农林职业院校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培养一大批符合农业产业化要求的“双师型”(具有大学毕业证和技术等级证)职业农民;四是农林职业院校以涉农企业为依托,建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培养管理型的高层次职业农民。
    还农民合法的市场地位,取消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合理转移富余劳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制度和机制设计的缺陷,我国农民在市场上的法律地位残缺不全,农民的各项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当前,各地应尽快清理、废止不符合市场化要求的带有歧视农民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赋予农民与非农民平等的市场地位。加快户籍政策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让传统农民从低收益的种植业中彻底解放出来,名正言顺进城就业,为职业农民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条件。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这就涉及到减少哪类农民、转移到什么行业的问题。基本思路是:一是把在城市中务工多年有经验、有技术的青壮年农民转移到第二产业中,使他们成为产业工人;二是今后农民职业培训着重以第三产业等服务行业为主,这是我国未来消化和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三是把一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耕作技术的传统农民转移到职业农民所兴办的“庄园”中,通过劳动获得“务工工资”;四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对职业农民经营的产业和“庄园”进行优胜劣汰。经过若干年后,最终形成规模较为合理的职业农民队伍和农业产业群,吸引社会资本和城市经营人才成为职业农民。
    端正高等农林院校的办学方向,对农业职业教育的内容进行拓展,消除农村职业教育内容的不平衡性。参照德国“双元制”的经验,把农业职业教育适当提前,积极推行以绿色证书为主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和从业资格准入制度、职业资格分级认证,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建议在农林高校中设立农林单招定向生,这类学生学习期间享受职业农民培育的有关专项政策。
    构建职业农民创业的各类平台。一是要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形成农业产业平台;二是出台农村土地流转、耕地征占用、土地入股、抵押等制度政策,建立土地平台;三是建立扶持职业农民创业的融资平台;四是强化基层政府服务职能,推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建立服务平台;五是加大农民养老保险支出规模,建立保障平台。(作者:朱 康 张 军  信息来源:《江苏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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